
坦桑尼亚行记
——那些可爱的人们
当我降落在达累萨拉姆市尼雷尔国际机场后,心里其实还是有那种被攥着的紧张感。不是因为在出发前两周刚刚开始爆发的埃博拉病毒,也不是担心传言中的当地海关卡扣。更多的是那种刚刚走出家门的刺激和新鲜感,以及看到一个崭新世界的兴奋。就像十五年前离开家来到新城市澳大利亚悉尼时,我的心脏会因为旁边一个人突然小声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而急速跳动几下,连带着就是数秒钟的胃部攒动,然后身体条件反射般有一种亢奋地要吐的极致反应。放眼望去来来往往的群众都是我平时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人种,他们都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各国语言,所有的标志都是无法读懂的字母串联符号,甚至空气中也弥漫着陌生的味道。
这次能来到这个城市是因为一个美丽的契机,一个近乎于诗意化的项目。当大家忙碌着在国内准备相关项目资料和物品时,我作为先头部队已经提前一个星期来到了这个城市,希望与当地的一些政要、组织领导者以及会议负责人联系。于是在上百封的邮件沟通以后,我也大概确定了需要采访和联系的人员。于是在接下来的20天里,我们顺利地见到了许多人,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工作,每天关心着或大或小的事情,每天在他们特定的生活节奏下忙碌。
比如说,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副台长Kitujime先生非常期待能引进更多的中国生活剧,他提到非洲本地人民特别喜欢看中国婆媳关系类的家庭连续剧,因为“这似乎是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话题”,他对中坦之间的媒体关系进展尤为热忱,还亲自带领我们参观了电视台总部的工作场所。这算是当地市内非常高端的工作场所了,员工们都西装革履,而且以女性员工居多;一个类似两房一厅大小的工作室里面,放置着一些看上去非常陈旧的木头桌子,大家围着几台电脑激烈讨论着一些即将播出的新闻内容。
“这几年来越来越好了,而且最近因为您的主席来访坦桑尼亚,我们的旅游业和媒体发展应该会更快地发展,大家不会只到肯尼亚去看动物过河,马上大家就会来坦桑尼亚大草原看动物过河了!”
Kitujime先生面部表情丰富地说。后来,在我们离开前,他还特别带我们去看了一下新近由中国资助的演播车,为了保护这个珍贵的财产他们在院儿里盖了一个雨棚,把车停在了雨棚下面,以防风吹日晒。
如果说Kitujime先生是一个乐观展望未来的坦桑尼亚国家企业工作者,那么我们所采访的老一辈翻译家约瑟夫先生则是有着传奇一般过去的人。老人家今年快80岁了,身材矮小却异常矍铄,一口的白牙整整齐齐,眼神也毫不浑浊。他是坦桑尼亚第一代精通中文的翻译家,也是第一批踏出坦桑尼亚国门前往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的非洲人,在为总统翻译了几十年后,他现在已经退休,却还在为坦桑尼亚前总统的儿子做翻译工作。他的老家在坦桑尼亚北部Jumaru地区,在采访时还特意安排了当地传统艺术家团队来助兴。团队共四人,带着自制的乐器和服装一大早就乘坐小巴士尘土飞扬地来到了我们安排的地点。当我们为他们载歌载舞的现场惊讶不已时,约瑟夫说其实他们都是当年坦赞铁路施工的工人。
和副台长的热烈态度不同,约瑟夫先生及他们的团队非常内敛,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安静地坐在喧哗忙碌的工作团队旁边,只是在我们问起他们的工作时,能看到约瑟夫先生眼神的期待和明亮。老人家操着一口带儿化音的普通话说:“那是上世纪70年代吧,当年我决定去中国的时候,我所有的同学都觉得我疯了。你为啥不去美国?中国这么穷你为什么要去中国?我跟他们说,因为我们也穷。所以我们一定要互相了解,互相帮助。这一去就是我一整个大学生涯。还好,最后我第一名毕业了。”约瑟夫先生说着,拿出来一张泛黄的毕业证书,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约瑟夫,1975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优秀毕业生”。
每天接连不断地走访,接触的人群从上述的国家工作人员,到过去的政府工作人员,再到当地的艺术协会会长,音乐协会会长,中国大使馆秘书,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可以说,这些人都从特定的工作性质和机构层面上反映了一些坦桑尼亚的现状,但是从真正意义上让我深度接触了坦桑尼亚基层人民生活状态的,是一个叫艾萨的男人。
艾萨是我们的司机。
他负责每天接送我们前往开会的场所,带领我们前往购物中心和民族小摊贩,去博物馆和咖啡店,建议我们去哪一家餐厅吃饭,帮我跟当地商贩沟通买了小手机和开通了电话卡。他也负责我们居住酒店内其他客人的行程,有时候会带蜜月夫妇去海边拍照,也需要跟其他司机调度车辆安排,还要负责所有机场来回的接送。
我从机场一出来便看到了他,在迎接旅客的人群最前排他拿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艾萨的有着非常传统的坦桑尼亚本地非洲人长相,宽而平的鼻子,大眼睛内眼白明显泛黄,眼距比其他人种宽一些,厚厚的嘴唇,以及漆黑细腻的皮肤。他身材高大,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里面的白衬衫在他皮肤的对比下显得尤为耀眼,细密卷曲的绒寸短发明显能看到仔细梳理的痕迹。
“你好!我是艾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是你们团队的司机。欢迎来到坦桑尼亚!”
我们热情地握手和拥抱,互相笑着介绍自己,跟大多数非洲人一样,露出了一口整齐灿烂的白牙。他的英语非常标准,有混合着斯瓦西里语和美语的口音。我为我们飞机的误点向他表示抱歉,而他哈哈大笑说这事儿太正常了,然后跟我们拖着长音诚挚地说:
“没——问题。”
由于我接下来有许多事情必须在同一天内完成,而我也知道他隶属酒店的接待员系统,所以我试探性地问是否能在回酒店前“顺道儿”去一些相关办事中心递交表格。由于查过地图,我知道根本不顺道儿。 “没——问题。” 艾萨说,不过他又加了一句:“雷拉(他不太会中文’乐’的发音,所以在接下来的20天里他都称呼我为’雷拉’),我必须跟那些办事处的人先打个电话,他们可能会提前下班走。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哦。”
接下来,艾萨用他低沉而略带沙哑的男中音给我即将要去的所有办事处负责人打了一圈电话。虽然我听不懂斯瓦西里语,但是我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他说话的方式非常正规,并且语句完整,里面一定有许多敬语和礼貌用语。他的语速不紧不慢,而且每次对方跟他说明开车的方向时,他都会重复说一次,以确保正确。顿时我觉得这个城市不陌生了,如果接下来的几天这位艾萨是我们固定的接待者,那么我一定能放心。
在路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然后我们慢慢梳理出到艾萨的故事了。他现在是一个专业的接待人员,同时他也是非洲传统班卓琴的制作匠人。艾萨的家中祖传制作传统非洲班卓琴,现在他已经是第四代传人了,去年还在美国几大洲进行过班卓琴演奏和非洲文化讲座,并在达雷萨拉姆市有一个小小的班卓琴学校,教授传统弹奏方法。有一次,跟当地音乐协会的音乐表演家们一起举办了一次晚宴,艾萨也参加了。带着他自己制作的班卓琴,换上了一身白色的传统民族表演服装,他一改平时细致入微的接待员形象,在舞蹈的同时好像一头四处张望的猛兽。打手鼓的乐手被他的舞蹈感染,拎起自己的乐器,夸张地躺在地上,把手鼓高高举起跟艾萨一起开始了一整段即兴的双人舞。小个子的手鼓演奏家在地上翻滚,打着急促的节奏;艾萨却扎着马步,上半身几乎不动,只是轻微地扭动关节,这两人的气场好像原野中相遇的两个动物在试探对方一般。一曲完毕,他们回复人类的表情,大笑着击掌。有客人希望提前回酒店,艾萨都没有换衣服便立刻转换成了专业的司机模式,跑去开车了。
我们比较熟络后,有一次在车里聊天说到了他的理想,艾萨有些感慨:“这个东西啊,快要失传了。现在夏威夷的班卓琴,美国民谣里的班卓琴,还有其他的变种班卓琴都是非洲传统班卓的继承品,倒是这个老祖宗快没人知道了。所以我觉得我责任还挺重大的!(笑)我要发扬这些快要失传的传统文化,所以不仅仅是要教人们传统弹奏方法,也要有人愿意学习手工制作的方法。这种传统乐器不能批量生产,每一把都是特殊的,但是光靠这个我还活不下去呢,所以司机和接待的工作也很重要。反正我也很喜欢跟人打交道,这两个工作我都很喜欢!”
我问他,你是专业接待,还是专业乐手,还是专业匠人呢?
他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回答说:“都不错呀,不冲突呢!” 这时前方有学校放学,几个光着头的女学生一窝蜂地冲了出来,艾萨很远就看到前面的情况了,把车子停了下来。等所有学生都过去以后,他才慢慢又启动了车子。这一路上遇到了许多类似情况,有老人过马路,有妇女推着婴儿车,他每次看到这些人站在路边准备穿行,都慢慢停下车,并且伸手示意让他们通过。
我又问他,我们每天安排的事情很多,而且有时候早上也不能按时出发,有些时候事情不能按时办完,或者根本办不完怎么办?
他很认真地跟我说:“雷拉,你一定要了解,现在你在非洲哦。非洲有一句谚语,叫’太阳会在它该升起的时候升起’,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你是一个效率极高的人,但是这可能是你需要逐渐习惯的办事节奏。” 他在绿灯前面停了下来,因为十字路口有一个浑身白衣制服的壮汉警察用街舞一般的挥手方式示意所有车停止。“你看,红绿灯在我们这里都没有什么用处呢,经常都是以警察指挥为准。” 艾萨拉上了手刹,靠在椅子背上慢悠悠地说。“现在可能是使馆有车子通过啦,或者是政府官员要回家啦,或者是纯粹因为车子多警察想出来管管啦,没啥新鲜的。我有时候也不太喜欢这种节奏,但是回头想想,倒是所有事情都办成了。只不过可能比别的城市慢了一些,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没——问题。”
眼看着我今天就要赶不上跟大使馆说好的约定了,我听了他的话以后,也只能打电话给大使馆秘书,为了拥堵不堪的交通连连道歉。对方很惊讶,说没问题啊,这在达累萨拉姆太正常了,没关系再约呗,大使秘书还很关切地让我看好自己的手机和随身物品,因为“大使昨儿被抢手机了,下车修电瓶的时候忘了锁门……”。在一动不动的车流里,很多流动小贩拿着小商品兜售,有塑料小球洋娃娃小孩儿球鞋盗版车载cd,还有干果蜜饯小苹果冰镇果汁汽水,堵得电话没电了能买到万能车充,堵得找不到路了能买到离线GPS……车与车之间俨然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市场。艾萨想买一个多接口万能车充,因为好多游客都需要在他车子上面充电。突然前面车子动了,而我们跟小贩的讨价还价没达成一致协议,于是艾萨立刻打开副驾驶的门,小贩也熟练地一手夹起所有货品迅速迈进车里,两人继续讨价还价。等到开到了路口红灯了,他们的交易也完成了,两人互相示意感谢后,小贩又迅速开门走下车,继续下一轮的讨价还价……
第二天早上,我们原本说好9点半出发,但是因为车子不够大家等了一个小时才走。到了大会现场,却发现因为副总统也迟到了,开幕式愣是又等了一个小时才开始。大家在门口三三两两聚着聊天,有一队民族音乐舞蹈团体有一搭没一搭地表演着。参会人员和路过的群众都时不时加入到跳舞的队列中,虽然开幕式没有按时举行但貌似没有人炸毛。等到开幕完毕,大家都饿了,于是又开始排着队拿东西吃,只有三个分发食物的分餐台,好几百人就这样秩序井然地分成了三条蜿蜒长队排着,没有人插队,也没有人哄抢。
临走的那天,团队中有一人需先行前往机场,艾萨如往常一样开车送去机场了。路上却因为一辆货车刹车失灵,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好在两人都是轻伤。事故发生后艾萨立刻让同事跟我联系,为了不让他误机,艾萨当即叫了一部摩托车送同事先去机场,自己留在事故现场处理,并让我放心。过了四个小时,晚上八点左右,我终于在二楼酒店大堂看到艾萨慢慢从楼梯走了上来。他看上去很疲惫,一条胳膊有点抬不起来的样子,眼睛里都是血丝。我想过去问询时,几个旅客从电梯里快速走出来,看到了艾萨,便将他围住询问他们第二天的行程安排。我刚要说明艾萨出了车祸,现在需要休息,他示意我稍候,然后还是用我熟悉的慢悠悠的男中音不紧不慢地向旅客们详细阐述了第二天他们的安排。等到大家都满意离开后,他才过来,首先给了我一个巨大的咧嘴微笑,然后说:
“雷拉,没——问题啦。”
这个城市的小人物们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一个急躁的人在这里几乎无法生存,这个城市就好像一个遍布软绵绵墙壁的屋子,那些急切的要求和迫切的述说在这里都会悄无声息地在哈哈声中消解。人们以一百万分的认真倾听着你的要求,以一百万分的热情回应你的要求,并且在接下来的一百天里用百万分之一的速度慢悠悠解决你需要解决的事情。跟艾萨一样,达累萨拉姆是一个缓慢而耐心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小人物们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认真而闲适。
有困难的时候,我可能现在也会开始说: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