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在这个以厂矿企业为中心运转的小镇上，一切的建设和发展都与巨型产业机器所挂钩，单位分发的住房构成了厂区大院，单位各部门之间的职位更替形成了几代人之间感情的维系平台。在厂区倒闭停止生产后，院儿里人们的生活习惯亦如同停滞的时钟一样，在飞速发展的当下社会中成为了一个缩小的真空地带。他们晨起相互问好，焚烧剩余的木块煮水，在礼堂门口健身闲聊，三三两两去大街赶集买鲜货，欣赏各自的木雕玉器和把玩小件，感叹远在他乡的子女和孙辈的生活。

对于王磊来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做出了一个撤离博山大院儿平稳厂矿子弟生活，执意孤身一人北上漂泊的决定；这样的决定看似一时冲动的火苗，实质上是在挣脱原生家庭的父辈纽带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王磊的岳父在与他的一次交谈中曾说过，“当时的出走，只是为了寻找一个与父辈不一样的活法。”这句话似乎总结了我们自认为震天撼地的决策。这也许是我们血统里领地开发属性的动物性使然，尤其在父与子这一对雄性动物之间，天生的对抗和权利的拉锯都暗示了带有史诗悲剧意味的微妙关系。

我们喜欢在艺术化处理的剧情中看到这样的情节：原来不被理解的儿子在一场大战后决裂而走，然后蒙太奇般的镜头快速推进到若干年后，儿子在他乡功成名就，在老母亲的劝说下固执的父亲终于和儿子在一次策划好的会面中冰释前嫌，然后一家人在下一代的牙牙学语声中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时一般会有一个长镜头拉远然后是一段煽情的片尾音乐和字幕。

然而真实的生活并不是如此美好的，王磊出走时与他的父亲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离开时他的父亲决意不给他一分钱资助，然而当前往火车站的公车颠簸远去的时候，王磊却看到父亲在街角伫立观望，直到他看不见那条熟悉的道路为止。其后的两年，为了能和王磊联系，他的父亲花费了整月的工资，在厂区奔走申请，置办了一台电话，这也是他们楼里唯一的一台私人电话。执拗的父子二人在起初拒绝见面，只是通过书信偶尔联系，而当王磊的乐队暂时稳定下来后，他回到家却发现父亲已是肺癌晚期，没过多久便去世了。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面对着一次次的逃离，每一次作出离开的决定时，我们的心智都因为当下的撕裂和未来的聚合而更成熟一些。我们在与上一辈的世界观激烈碰撞时，恰恰都是在那荷尔蒙爆发的自以为是阶段；这也注定了我们不会去理智地比较上一辈曾经历过的斗争，也不会去尝试理解任何善意或是鲁莽的规劝。直到王磊的父亲离世多年，他自己也成为一名父亲后，他才真正开始思考与父子之间的关系，开始缅怀那些曾经拥有的东西。建筑师王辉在与我们交谈后感慨道：“我们只能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但那都是做不到的自己。”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们不能容忍的那些点滴造就了我们的现在，而我们所不能理解的那些人和事，却始终预言着未来的冲撞。王磊的好友，文字工作者秦柯也曾在博山当兵，他在回忆自己的青年历程时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我们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年轻人，在看到父辈的时候看不到什么叫先河或榜样，也不知道如何把他们作为一个榜样去面对，他们的那个年代所经历的辉煌和疯狂，就跟冰川时代一样，到了结束换代的时候只剩下一片荒芜。

《厂矿子弟》，一曲工人阶级家庭中，历经半个世纪的变迁，最终寻求父子和解的平淡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