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归来 —— by 刘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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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9日,磊落组合“厂矿子弟”专场主题音乐会在淄博市工人文化宫影剧院举行,共演奏了《幸福之地》《不存在的回忆》《大地上的美好》等16支单曲。这是磊落组合在家乡博山举办的第一场,也是最特殊的一场音乐会。

有朋友说,这场音乐会,一张票哪怕收30块50块,也能有一点进项,王磊说不,花上这一笔钱,就是想让尽量多的长辈们都能参与,与他们好好对对话,哪怕就这一次。一收钱,老人们就被挡在外面了。
我知道,这场对话的对象,是王磊的父老乡亲,更是他远在天堂的父亲……

王磊和王岩
九十年代,博山电机厂家属大院有好几个青年人在弹琴,哥哥王岩是其中一个。王磊第一次听到吉他的动静,觉得非常好听,寻思能不能买一把?这是王磊心里的冲动。然而吉他太贵了,一把红棉吉他、鹦鹉吉他,在当时怎么也得一二百块钱。王磊就到处借人家的琴来弹。后来哥哥王岩问爸爸要钱,买了一把琴,算是哥俩正式与吉他结缘。王磊当时正上子弟学校初中二年级,长王磊一岁的哥哥上初三。
当时,博山会弹吉他的人少之又少,辗转询问,还是被他们打听到一个。这个人叫王禹,住在域城,是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曾在北京学过两年吉他,好像还开过一两期寒暑假培训班。王禹的母亲在白虎山摆摊卖炒货,王磊偶尔会去买她的瓜子。王禹这个人现在没了,当时他弹古典吉他。王磊便找上门去,跟他学琴。
突然有一次,哥哥的朋友从北京带回一盘磁带,那是崔健1987、1988 年在北京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八大院校唱歌的现场,他当时在学生食堂里面演出,等于是旁观者拿着“半头砖”录音机录的,磁带还没有发行。带回博山时这磁带只有一盘。大家像得了宝贝似地相互传着听,听烂了就翻录一盘。当时王磊家里有台双卡录音机,翻录的磁带反复放。他觉得这个音乐太好听了,就到处找类似的音乐,找不到。那时候流行的是港台流行歌曲,刘文正、齐秦、龙飘飘、赵传、童安格……却找不着和摇滚有关的崔健那样的声音。王磊便翻杂志,看到说北京有这种乐队,除了崔健还有唐朝和黑豹,心中暗暗欢喜。

王磊离家出走
1992年3月3日,王磊离家出走。
王磊从电机厂电视中专刚毕业时不到19岁。一毕业,便进入待业实习,在东厂区烧锅炉,烧了一个月,想,我还是得出去学琴。实际上,当时他已经被分配了工作,分在木工车间,分配了一个月一直没去上班。车间主任和王磊的父亲是发小,直接找到家里说,老王,不行了,你那儿子分配了工作一直没上班你知道不?父亲一听就急了,天天出去回来,不知道上哪了。那天回来就问起,王磊说了实话,是没去上班,成天在外头玩、弹琴来着。父亲听毕,拿起棍子就一顿打,打得很重。父亲是动力科钳工,有的是手劲。
父亲打哥哥也厉害。王磊记忆里父亲对小孩学习要求很严,不是经常打人,不为了学习,从不动手打、开嘴骂,印象里,父亲只有为学习打小孩,这一次,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不为学习打王磊,母亲咋劝也劝不住。
被打的第二天,王磊说我要走了,我要去北京。父亲说,好,你走,就别回来了,咱俩断绝父子关系。王磊说我必须走。
没钱,咋走?走的那天,王磊的三姨生病过世,父母去山东机器厂三姨家忙公事,不在家,王磊便跑到姥姥家央求。姥姥说这钱不能给,给你这钱,没法和你爸妈交待。王磊就说,不给我钱我也走,反正就再也不回来。三舅心软,到了这样,不给也没办法了,悄悄给了他一千块钱。1992年,一千块钱是个大数。三舅说,你带上钱走,看看不行就赶紧回来,别在外头作业(惹饥荒、闯祸的意思)。王磊拿上钱,便上了北京。
实际上在王磊出走之前,这一伙小孩在大院里唱歌,早就惹得邻居大人们厌烦。人们当时接受吹笛子、拉二胡,觉得弹吉他是不务正业的事儿。这种小孩也怪,不好好上学,不好好上班,整天长头发、带耳环、穿喇叭裤,抱着个吉他,像啥?王磊他们基本上是被孤立的几个小孩,家家孩子都被忠告,说要离他们远点。院儿里主要有俩“坏分子”,一个王磊,一个谢天笑,特遭家长反感。王磊还就是一个孩子王,都愿找他玩,小屋里天天一屋子人,一凑七八个,不是弹琴就是唱歌。实际上他们还真不作业,无非就是淘气,唱唱歌咋呼咋呼,不干坏事。

王磊在北京站喝了三天自来水
去北京第二天,身上的钱就掉了,一分钱生活费没了,特别寸。
离家之前,他在淄博市歌舞团待过几天,吹圆号的刘斌有个师兄吹萨克斯,叫李思光,当时他在公主坟当兵,王磊只能给他打电话。李思光说那你就来我这儿吧!去了部队后,王磊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有一次,师长要来视察,大家开始整理内务,探亲家属都要清退回避,王磊得离开。北京很大,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有可去的地方,到哪里呢?凭着直觉,去火车站应该能行,就去了北京站候车室。白天,在里头瞎逛,晚上,铺上报纸睡地上,没钱买吃的,饿得眼冒金星就喝自来水,待了将近三天,再返回了部队大院。
举目无亲,是一种特殊的感受,对于年轻的王磊来说,不觉着是苦,只是觉得好玩。忽然从家庭里离开之后,年轻人能有选择地开始自己的生活,那种新鲜和刺激感,相比之下任何窘境都不再是问题。在家时,生活都是别人安排好的,出去之后发现每天吃啥喝啥、干啥事情都得自己规划自己安排,这是个非常新奇的感觉,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人无法体会的。
父亲听说王磊不辞而别,大发雷霆。震怒过后,父亲比以前沉默了好多。之后,父亲就攒钱,花了好几千元,安了一部电话座机。这部电话其实没有任何用项,唯一的用途,就是不知哪一个时刻,能接到王磊打回家里的一个长途电话……

王磊拜师张炬
不久,有一间迷笛学校开班,在北三环双安商场二楼,王磊去了一看,唐朝、黑豹乐队都在那儿排练。当时,王磊就想着跟唐朝乐队贝斯手张炬学贝斯,平时没有多余的时间,张炬只教了一个学生就是面孔乐队贝斯手欧阳,张炬没有答应王磊的请求。

王磊再去看他们排练的时候,认识了唐朝乐队的鼓手赵年,向他吐露了想跟张炬学琴的想法,赵年便帮王磊引荐了一下,让王磊结识了张炬。去找张炬的那个晚上,他正好不在家。王磊就想,我在外面等等吧,就坐在张炬家门口楼梯上等,从晚上6点一直到11点,张炬还没回来。往回走已经没了公交,打车回去有黄面的,但是从东四到海淀很远,算算路费还真不舍得。那就再等等吧,说不定他一会能回来,王磊就靠在楼梯上睡着了。一睁眼,已是夜深人静,那就干脆睡到早晨起来再说。
早晨,张炬的妈妈推门出来看到睡在楼梯间的王磊,惊讶地问,哎?你咋来的这么早?炬炬回来了,在家睡觉呢!张炬起来,问王磊,你是哪来的?王磊说我是山东来的,想来跟你学琴。张炬觉得年轻人这么老远跑来学琴也不容易,他就说我教琴也不收费,你每次来就弹我的琴。王磊每个礼拜就约好时间,去张炬家一次。延续了不长时间,1995年的一天,张炬结束了整个晚上的排练,骑着摩托车回家,在北三环路被一辆拖挂车剐蹭翻车,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起来,年仅25岁。

王磊开始做第一支乐队——苍蝇乐队
这前后,王磊慢慢接触上周围的人,朋友圈也慢慢扩大,开始和一些弹吉他、砸鼓的做乐队。从1993年10月开始,他加入了第一支乐队——苍蝇乐队。主唱是丰江舟,画画的,是浙江美院毕业的学生。苍蝇乐队的这批人,后被视为国内享有盛名的前卫艺术家。
这时候,王磊的生活也有了着落,母亲每月给他寄二百块钱,自己可以离开部队大院,在民族学院后面租个平房,月租一百块左右,冬季烧个煤炉子。那里聚集了自全国各地上学的各民族学生。
王磊离家出走一年后,第一次回家,父子相见,默默无语,但两颗心早已融化在一起,比任何时候连接都要紧密。两人都不喝酒,一杯清茶,一段三言两语的恳谈,已是世上最珍贵的天伦时刻。
后来,王磊继续北上,又做了“红桃五”乐队,主唱是高枫。在一块玩了有一两年,高枫个人创作的流行歌《大中国》就火了,火了以后他从乐队出来个人独立发展,“红桃五”也就不复存在。
红桃五乐队排练的时候,汪峰去看排练,机缘巧合下,王磊加入了能够载入中国摇滚史册的鲍家街43号乐队,发展了三年。2000年,汪峰开始个人发展,同年5月签约华纳唱片等公司,鲍家街43号乐队便从此成为一段过去的历史了。

打口唱片,给王磊以丰富音乐营养
再往后,王磊陆续做乐队,演出,工作,慢慢有点积蓄,还租过一间很小的门店,开唱片店卖CD。借着卖唱片,他每次从泉州、石狮等地进很多,有时候一批货两三万张,都是些打口磁带、扎眼唱片,或是欧美国家卖不出去的音像制品,经过特殊加工后以废塑料的形式卖到中国,还能听,但不晓得的人群觉得是“洋垃圾”。王磊在那段时期大量听这些唱片,听到一些很少听到的、很奇怪的音乐,听见好的,他就挑录下来记下来,也就攒了很多唱片。当时中国流行音乐汲取营养,都是通过这些东西,很少有别的渠道,打口带仍是最大的资源渠道,这种极富讽刺的现象充斥了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打口唱片带来的资源太丰富、太庞杂,从古典音乐、实验音乐、电子音乐、摇滚音乐都有,也有偏艺术流行和艺术摇滚的。王磊便比较系统地听了一遍,最后在自己的心中保留了二三十张唱片。通过对音乐资源的系统性梳理,让他有了一个习惯:喜欢一个乐队,会把乐队里每一个人都找出来,再看他们分别哪一年与哪一个乐队有其他合作,再顺着往下找,在聆听的过程中,去发现他们的脉络。人和人以重合交集的形式出现,形成一个多链条合作的闭环,圈子可能很小,只有几十个人左右,但他们碰撞出的作品,却一定是自己喜欢的类型。王磊很受用这种聆听和欣赏音乐的方法,他从中提取了很丰厚的音乐滋养。
前几支乐队都解散之后,王磊就给各种其他乐队弹琴、录音、演出,赚来的钱倒也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但在原创上进入了一段静默的时期。

王磊和乐乐在深圳相遇
2013年,王磊与乐乐相遇。
两人的认识颇具戏剧性。
那时王磊从北京去深圳演出,乐乐正好去看演出,有记者在采访王磊时介绍了乐乐与王磊认识。

乐乐出生于上海一知识分子家庭,成长于深圳,她自幼接受严格的古典音乐教育,师从上海音乐学院前教授胡天俦。在澳洲留学时,她也有一个乐队,自己任贝斯手。乐乐看王磊在台上演出,被他的贝斯所吸引,后来的谈话中,他们共同聊到特别喜欢的非常偏门的贝斯手Mick Karn,也就确定了两人审美的共同方向。

俩人三观契合,便闪电般确定了亲密关系。深圳的活动是个音乐季,为时一周,一周后王磊回到北京,两人保持频繁联系,几个月之后乐乐便调动工作搬到北京,与王磊一起生活了。到北京工作了两年后,乐乐开始专心与王磊一起做音乐,于是就有了“磊落组合”。

王磊乐乐,天作之合
王磊做音乐,运用的是较为传统的创作方式,一些软件用得不好,乐乐便学习后后帮助王磊开始一些前期的音乐创作工作。自3岁多起,乐乐便开始学习古典钢琴演奏,她在旋律和色彩上的把握度,与王磊的律动感天赋正好成为了互补的状态,两人创作的时候顺风顺水,效率特别高。

在创作唱片前,好像是被建筑设计的前序工作影响一样,磊落会着重于唱片的概念文本,当概念和细则确立以后才开始创作。王磊从来不是一拍脑门,找到一个好旋律或者依赖瞬间的灵感来写出一首乐曲的。他们的每一个音符都是经过大量讨论,在确定具体方向之后,奠定了前期的构思论证,才会开始着手创作。
做乐队和“磊落组合”这样的项目式创作,所最不同的就是乐队是一个整体创作后的妥协过程,而“磊落组合”的创作则必须是独裁的,需要完整而全面地表达一个人的观点。

作为两口子,这样的音乐组合有个好处,就是永远都不下班。几乎每天吃早饭时,他们都会“开晨会”,就是边吃边议,分享阅读感受。有了小孩以后,把小孩送去幼儿园,也要坐下开聊,抛出一些观点来进行讨论。讨论的过程,就是对观点感受的梳理,一来二去很快就找到双方都能认可的共识,工作起来特别有效率。哪怕是把生活中很平常的东西拿出来,也能作为创作素材,两人都很享受这种状态和感觉。
乐乐虽然离开了建筑专业,却始终是用建筑设计工作中学到的方法来进行工作,她把通天的白板挂到墙上,将几个月的工作量全部写上,把相应的时间节点,推进进度和完成目标都一一标明。完成的擦掉,完不成的注明原因,这样同步能干好多事情,但是不觉得累。规划性,工期管理,倒推进度,这些多线程的工作习惯,贯穿在音乐创作的全过程中,可以说与建筑设计上的流程控制、工作习惯毫无二致。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天作之合。

从大洋彼岸淘到一个水琴,只为了几个小小音符
在“磊落”的专辑《6600万年以前》中,有一首乐曲叫《一次对话》。这是给一个古生物复原展写的博物馆展陈音乐。王磊当时就想采集一些关于海洋的音色,比如海洋哺乳类动物的采样等,他了解到一个乐器叫“水琴”,发明水琴的人是一个美国人,叫Richard Waters。“磊落”遂向Richard Waters发出邮件,却获知他刚刚去世,于是又辗转找到了他的女儿,幸好他的女儿说,临死前Richard Waters把水琴的制作手法,传承给了另外一个人。
几个月之后,王磊终于将这把定制琴拿到了手上。

这把琴的别名也叫“鲸鱼召唤者(Whaler)”。在录音棚录制的那一晚,这神秘而空灵的声音,寂寥、幽怨,呜咽不绝,让人微微惶恐惊悚,恰似海洋深处孤寂的鲸鱼。对,就是这个声音!就是这个音色!花费七八千,耗费几个月,就是为了乐曲中这几个音符,但是没有这个琴,这首乐曲似乎就总是有一个缺口一般,这可能就是制作人的执着吧。

父亲的《动力科》
《动力科》是新专辑《厂矿子弟》里的一首,以鼓和贝斯的密集律动,模拟了动力科厂房里的声音,并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在听众面前。那个晚上在工人文化宫,我听见了电焊焊接金属的呲呲声,听见了气焊切割金属的嗤嗤声,还有车床的刀头在工件的截面上盘旋的摩擦,空压机、水泵的鸣响,甚至还有电流在电缆里悠闲地流淌。

这首曲子极其“机械”“冰冷”和“无意义”,没有提炼,没有升华,也没有典型化,就是一种现场的还原。不成想,在几十年间重工业文明显赫于世的博山当下,这种久违的声音是多少产业工人内心的喜悦和痛楚!

在这种声音的包围中,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王磊的父亲已于2004年罹患重病去世,王磊抱憾的是自己与父亲没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总感觉时间很多来日方长。当自己尝到了生活的滋味,懂得了父母的用心,做好了准备与父母拥抱的时候,父亲却撒手而去,宁肯让父亲抡一棍子的机会也没有了。在王磊的内心,这首《动力科》何尝不是写给父亲的告白?所以现在,王磊哥俩虽身居外地,帮助母亲装上了手机微信,每天都会有其中一个人轮番在晚上与母亲视频说说话、拉拉家常。

内心强大的音乐,是思想者,不是控诉者
从四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西方摇滚乐大爆炸肇始于经济大萧条,经济低迷推动了嬉皮士革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等。故六七十年代,大量涌现了摇滚乐音乐人,是特定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其后几十年听到的音乐,几乎都是那些年所发展起来的音乐类型,像标杆一样,定下了直到今天的天花板。

王磊认为,没有深厚的积累和文化积淀,最终也只是沦为一种模仿。这种现象里其实透出了一种不自信的影子。王磊思考着,我们能不能开放自己,当一个地球人?一个世界人?把任何东西都包容进来,再和本民族的东西有机结合?当中国的每个创作行业都面临一个同样问题的时候,其实很难摒弃自己过去的思维习惯。人们一直以来试图在过去的信念坍塌之后,再去做一个了断,其实这是很难做到的。这种否定一切的惯性中,我们不自然地被“圈子风气”禁锢,则很少有人能站到一个合适的点上,去讨论所谓的批判性思维了。

看中国摇滚发展历史,王磊认为崔健是一个相对比较智慧的人。他在那个年代之所以有那么大号召力,是他强调了“我”的感受,“我”的需求;他看到的不再是老一代人所强调的“墙上的一块砖、一片瓦”“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不再歌唱“我们”。崔健唱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接受了,他便被认为是洪水猛兽了。

“摇滚乐”,在中国是个特有名词。随着经济复苏,西方摇滚乐已经成为一种消费音乐的符号,成为主流音乐的一种类型。在中国则恰恰相反,传播媒介和途径决定了摇滚乐很大程度上只能很“地下”,走不到地上也上不了大平台。而我们又不能否认,这种声音黏合度很强,它的内涵所能吸引你的东西,是别的东西所难以撼动的。

王磊认为,艺术家如果有话说,啥都挡不住。这一理念贯穿在王磊近10年的音乐创作里。如果有确定的东西要表达,那么创作者一定能找到平衡点,可以大量去实践、去做事,去通过不同的媒介,来完成自己需要表达的这种欲望。王磊的创作和反思,保持了摇滚对自我内在的关切、自我感受的表达,至于在表达什么、该如何表达,他在选择媒介的过程中摒弃了叛逆与浮躁,决定尽量诚实地去再现生活、表现生活。

纵观王磊这10年的音乐,严格意义上他已经远离了摇滚。当年从进入摇滚、醉心于摇滚,到反思摇滚、走出摇滚,再进入艺术流行音乐领域,王磊与乐乐的结识是一个明显的节点。两人相识之前,王磊在一直做乐队,在折中中进行创作与探讨,在与市场和听众妥协中进行存活。与乐乐的结合,让王磊试图在舒适区以外,能做些有意思的东西,多一些探索和探究。

王磊的5张唱片,每张的音乐类型都不一样。他始终认为,试错是一种快乐的源泉,来自于试错的过程很有挑战性。若上手来得过于顺滑,作品会流于平滑浅显,创作的愉悦感也不会出现。“创作还是要有撕扯感才好玩。”王磊在谈话中笑着说。他个人认为,音乐人除了在技能上精进以外,对自己的生活、包括生活的时代,都应该是有自己的思考,而不应该是一味地进行挑剔和抱怨。

崔健在某次录像中,有句话说得好,他说有些人在利用打破枷锁的手段,实际上是在利用这个枷锁,给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是啊,很多人打着“我要反抗”“我要叛逆”“我要摇滚”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投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反抗啥、诉求啥。王磊从来都是在“小我”上走着纯艺术的路线,他不是特别入世,也不是与社会特别发生关系的那一类。他写自己的生活,让听众自己去思考时代的投射,发挥自己敏感的情绪,而不为叛逆而叛逆。

这样的价值观,也来自于王磊的原生家庭,得益于他成长的电机厂家属大院,缘于他纯正的工人血统。父母从小教育,一定要诚实,不要说谎,要做个好人。道理看似简单,当你真正有了一定生活阅历,去实践的时候,你会感觉做到这些真的很难,必须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去做,才可能有所收获。小时候的家庭氛围和经历,对人的一生影响是很大的,潜移默化而坚不可摧。

王磊始终是一个是博山人,是博山电机厂子弟,王磊和乐乐写《厂矿子弟》时,对这个题材有深入的讨论。企业改制后,职工下岗,那里头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牺牲。一个工业城市的整体性萎缩,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问题?这种讨论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与时俱进,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这种现象,在音乐中的表现,更多的应该是倾听、感受、体验,并呼唤新生。在觉察中,我们寻找和解、前进的力量,这就是博山、这就是厂矿赋予王磊的精神能量。

从电机厂大院出来,已是深夜,我走在大辛庄和西冶街之间,忽然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磊落组合的所有音乐作品,包括最纠结的情感表达,为什么都具有歌唱性。

【本文发布在5月19日鲁中晨报08-09版】